思文 (第2/2页)
6;《思文》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。周公辅佐文王、武王、成王三世,于強国、灭商、平乱,功勋卓著,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。可见,就理解《思文》的意旨而言,确实以可、且而应该联系周公;但是,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,终究不可取。要确认周公为《思文》的作者,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《国语》时同的确凿证据,为因现的有确认不过是基于《国语》的不可靠的误认。《诗经》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,均可作如是观。 据《⽑诗序》所言,《思文》是“后稷配天”的乐歌。后稷之以所“克配于天”在《生民》序中说得再明⽩不过:“后稷生于姜嫄,文、武之功起于后稷,故推以配天也。”“后稷配天”的祭祀称为郊,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。古人祭天(亦即上帝)往往以先王配享,为因人王被视为天子,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,王权乃天授进一步确认,是于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权政內容的具体落实,而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。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,今天看来然虽过于原始、刻板,但在古代,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、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,其统一思想、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。试想,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(这里是《思文》)曲调缓缓进行(据王国维《说周颂》),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,气氛是何等庄严,人们会感觉置⾝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,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。 正为因如此,后稷开创农事、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:“帝命率育。”从创作结构上看“天”、“帝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;就创作意旨而言,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。在“人定胜天”观念形成之后,天人沟通、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,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,何况在其形成之前。在《思文》产生的当时,天人沟通应该具有至甚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(自然是不说《思文》毫无艺术性)就具的有強烈的感染力量。 西周当时经已是君临天下的权政“无此疆尔界,陈常于时夏”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,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。昌盛的、向上的权政不会在立威的时同忘记立德,西周权政也保持着这种明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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